五零后家国往事（3）父子恩怨，注定无法亲近的亲情
1.多舛的童年
2.孤独的日子
3.“滚回老家去”
4.停课闹革命
5.心理被扭曲
以上5章请阅读《五零后家国往事（1）我的六零年代我的家国往事》
6.悲哀“好学生”
7.世代交替时
8.“恢复高考”冲击波
9.我为何从大学退学
以上4章请阅读《五零后家国往事（2）恢复高考，难得的机遇却演变为灾难》
五零后家国往事（3）父子恩怨，注定无法亲近的亲情
10.此事古难全
人生在世，就如不可能没有“三观”（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）一样，也不可能不涉及“三种情感”（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）。我觉得，其中最需要关注的是亲情。因为友情不一定会延续终生，而爱情到后来，也必然会转化为亲情。
以前的几篇回顾，我已对所谓的“友情”进行了反复的检讨，陈述了自己在识人和交友方面的先天不足及灾难性后果。现在，我不得不涉及所谓的“爱情”，和继续展开我那残缺的、让人难以亲近的“亲情”。
█ 1981年，作者在迎泽公园留影，时年24岁
我因高考志愿而被激起的那股“英雄气”维持了3年多时间（从1978年3月入学至1981年7月高考结束）。期间，“儿女情”几乎被彻底“屏蔽”，即完全顾不上去想。此时，绷了3年多的神经开始松弛，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再压抑下去了。
当时，恋爱婚姻已是同龄人的主要话题，各种原因都使我无法再继续“超脱”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有一个我在意的女孩，竟然有好几年时间不见了。她应该已是个妙龄女郎了。几年时间没有音讯，这意味着什么，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。如果我真的要处一个对象，是不会忘记“旧人”的，哪怕彼此仅仅有过一丁点儿怦然心动的感觉，也会在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。当时的心情有点焦急和沮丧，但也只是一过性的，因为我无可奈何，只有任其自然。
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，除了同事以外，未婚男女的交往几乎都是以结婚为目的。如果不是为了结婚，男女之间一般不会保持联系。对于我这种不擅交际，尤其不擅与异性交往的人而言，更是如此。说实在的，像我这样的“老实疙瘩儿”（后来的女朋友们对我的称呼），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保持联系。谁叫我这么笨呢？
█ 八十年代初的太原，群众在排除购买《吉鸿昌》的电影票
█ 太原的公交车售票员
█ 部队文工团的帅哥美女们迎泽公园游玩
时隔不久，我这个“爱”的“空窗期”还真有人来填补。
那时我突然接到一封“短信”。那封信投在了厂传达室，落款是“内详”。当时还远没有出现手机等通讯工具，手写书信是最常用的联系手段。我打开那封信后，首先闻到了一点淡淡的香味，原来信纸是从一种高级笔记本上撕下的，本身就带有香味。信很简短，只有三行，大意是：我想和你见面谈一谈。地址竟然就是本厂。署名三个字，我现在只回忆起了姓氏，名字已经忘记。读罢，我只能确定写信的为一女性，但是怎么也猜不到是谁。那时的社会还比较单纯，正在进行的是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引发的有关人生意义的大讨论，没听说过骗局什么的，我就回了一封“短信”，与对方约了时间和地点。具体时间已经忘记，只记得是夏秋之间；地点是太原五一广场。当时我既没有什么担忧，也没多少期待，甚至没有把这当成是一次约会——就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确定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
几天后，我按时去了约定的地点，哦，原来是她！
这个女孩，我在食堂打饭时见过多次，个子约一米六多，比较瘦，皮肤白净，眼睛很大，感觉她性格内向，少言寡语。从我在远处看见她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意识到，她给我写信不是偶然的。她平时注意我比较多，好像有时还会脸红一下似的。
谈话中我了解到，她比我大一岁，参加工作也比我早，家就住在离五一广场不远的地方。她确实不善言谈，但是眼睛好像会说话。之后我们开始沿着起凤街，从东向西边走边聊。当我们走到迎泽宾馆八角楼后时，天上下起了小雨，我支上自行车，与她开始寻找避雨的地方。
当时的八角楼还没有竣工。或许是由于彼此的距离过于近了，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，不知怎么，我们突然地拥抱在了一起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一个女孩拥抱，而且发生在自己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意识到厂里应该快关大门了（晚10点），就分开了她在我腰上的双手，走出那个临街的工地，送了她一程后，开始骑车返回宿舍。
█ 1977年日历上的迎泽宾馆八角大楼
我与她好像都觉得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，从拥抱到分手，都没有说过什么话。不过在当时，男女之间肢体的接触，的的确确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，这意味着，你要对对方负责任的。我的心情，是沉重远大于兴奋和新奇，惴惴不安地回到宿舍后，才渐渐地冷静下来。当时我最担心的是，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，肯定会导致结婚，而结婚对那时的我而言，还是很遥远的事情。自己没有任何准备，家庭更是毫无指望。再说，我在之前连这个女孩的名字都不知道，虽然早已“认识”，但让我当时就将她确定为恋爱对象，还真是难以接受。我觉得自己未来还有别的可能，就是只有过眉来眼去的，也不能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吧！总之太突然，不能与她再这样下去了！
时间过了没几天，她又来了“短信”。我能感觉到她热切的心情，回信与她约了离厂不远的建设路旁的一个地点。这次见面，我坚决地与她保持距离。她看出了我的意思，也很自尊，没有靠近我一步。我对她谈了自己的打算和“抱负”，表示现在不可能、也没有条件恋爱结婚。她知道了我的态度，只是低着头喃喃地说：人家喜欢你嘛！人家喜欢你嘛！她当时的表情我看不清，也不敢靠近去看。我的第一次约会，就这样匆匆结束了。
█ 1982年作者留影，时年25岁
之后不久，我经人介绍去了《山西青年》杂志社成立的“刊授大学”，开始了新的紧张工作，刚刚想涉足一下“爱河”，就又被“转移”了。相似的经历后来还有过几回，但是这个“第一次”对我起到了明显的借鉴作用。既然不敢“谈成”，那又何必去谈？
我后来返回东风汽修厂一段时间，当然多次遇到过她，但是我们没有再说过一句话。即使在她结婚怀孕后，见到我时，大眼睛中仍含有哀怨的神色。她是一个善良本分的人，虽然不善言谈，但内心火热，用情专一。娶她为妻的人，相信一定会有福报的。我祈祷！
涉世之初，意料之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成年后第一个亲吻我的，不是一位女性，而恰恰是一个男人!
那是在1979或1980年，一次下班回家，在路过太原市并州路沙河桥时，一个人突然从人群中闪了出来，与我搭讪。此人接近30岁的样子，我与之素不相识。他与我扯了很长一段路，我有点儿不知所云，只是隐隐地感觉到，他的话好像总与性有关。那时的我正被高考困扰，对他说的话没有听进去多少，更无心琢磨。我原以为这只是一次偶遇，对方也只是打发一下路途的寂寞。没想到第二天下班后，这个人竟然还在那里等着我。这次他陪我骑了更长一段路，直到当时的新建路游泳场附近。我告诉他我已经快到家了。他看了看周围，指着游泳场里的一片小树林对我说，咱们到那儿再聊聊！当时天刚黑下来，时间还不算太晚，我没有多想，就随他走了过去。停下自行车后，我记不清他说了几句什么话，只记得最后一句是：你这个人长得漂亮，女孩子喜欢。说完突然扳住我的肩膀，嘴就亲了过来。我当时来不及反应，但是感觉到了他的嘴和舌头，虽然没有什么异味，但是很不习惯，不舒服，就使劲推开他，连连说：得回家了，得回家了，回得晚了家里不让！赶紧推上自行车，头也不回地朝家的方向骑去，路上当然不忘用手背擦了擦嘴。
很明显，这是一个同性恋者。中年之前的我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“小白脸”，再加上喜欢独往独来，这两点可能是被他“瞄”上的原因。当时还很少有人提到“同性恋”这个词，后来我才渐渐地了解到，同性恋其实是一种天生的性倾向，是指“一个人无论在性爱、心理、情感及社交上的兴趣，主要对象均为同性别的人”（美国心理协会和精神医学会对同性恋的定义）。我不属于这类人群，只有躲开。这个“强吻”，让我在此后一段时间内，吓得都不敢再走那段路了。
█ 八十年代初的迎泽大街。本组图片转载自高楼迷论坛
█ 八十年代初的五一广场
█ 八十年代的大南门大转盘
█ 八十年代初的唐明饭店
█ 八十年代初的太原长途汽车站
█ 八十年代的太原武宿机场
在恋爱婚姻问题上，我的确表现得比较被动，原因有很多：
一是单亲家庭的影响（我又找到了这个原因）。在这种环境里长大，没有正常家庭带给人的影响和传承，有时反而会觉得父母双全是“不正常”的。这些与早年养成的喜欢独处的性格相结合，使我即使没有女朋友，也不觉得有什么孤独感和不适感。
二是潜意识里一直觉得婚姻很复杂，不敢轻易涉足，总想在自己准备到一定程度，有能力驾驭这个问题时再去处理。婚姻确实很复杂，但这样想问题也有问题，因为恋爱婚姻是两个人，甚至两个家庭的事，你这么设计和打算，别人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不一定会等你到想明白的时候。不过这也无所谓，因为不属于你的，迟早会离开，晚离开还不如早结束。
三是与自信心有关。
谁都知道，涉及婚姻时，哪一方都恨不得将对方的十八辈祖宗都查个清清楚楚。我年轻时挫折连连、境况不佳，又十分自尊，肯定不愿意被人歧视。刚上大学时还有了点儿自信，没有意识到退学后，我的自信心也随之大幅减退。我很害怕雪上加霜，再次遭受挫折和打击。只有对我表现出很大信心和决心的女子，我才会对未来的婚姻有点儿自信。这个感觉并没有错，欠缺的是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：感情基础。
在踌躇犹豫中，时光飞逝，我终于在29岁那年也步入了婚姻（不好说这是“殿堂”还是“坟墓”）。我担心的事情全部发生，并且“超额”发生了。“另一半”多次表示：早知你有这么多问题，我当初根本就不会找你！这话不全是情绪的宣泄。我的问题，有的连自己都不原谅，怎么会奢望别人宽容呢？
11.从职场到家庭，怎一个“难”字了得
这个回顾系列的第8篇是《恢复高考冲击波》。实际上，恢复高考产生的影响，远远超出了我那一篇文章的描述。这一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，恢复高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波澜壮阔的学习热潮，并迅速扭转了社会风气。
由于全社会的求知热情高涨，使得学校太少的问题凸显了出来，并导致形形色色的助学机构应运而生。在山西，就出现了一个“刊授大学”。这所“学校”起初只是《山西青年》杂志利用几个版面，对自学中文的青年进行辅导。但由于需求量暴增，而逐渐形成了助学性质的一所“学校”。最多时，注册学员达到了30多万人，在全国都形成了相当的影响。
█ 七八十年代的《山西青年》，曾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杂志
1981年下半年，我经人介绍去了“刊大”，担任“校长办公室”秘书（校长由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挂名），主要负责文字工作，并在东风汽修厂办理了“停薪留职”。
“刊授大学”的工作人员主要由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组成，虽然工作量惊人，但我们只领取很少一点薪水。那时的人们奉献精神高扬，还不太在意报酬问题。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，再次表现出，或说又一次固化了自己为人处事的特点，也是问题——工作勤奋、认真、高效，其他不知、不懂、不会。包括领导在内，都称我为“台柱子”，因为大部分上传下达的文件，都由我写，当然还有大量的其他事务。
█ 作者在刊授大学留影
“刊授大学”不是一个正式单位，但一直在为一小部分人争取正式编制，而且是干部编制。“刊大”的实际领导，是《山西青年》杂志的一名副总编。他的活动能力很强，通过请胡耀邦、陈云等人题词，以及其他公关活动，盖起了当时太原市的高层建筑“希望大厦”。后来有十几个人去了事业单位，如愿以偿地端上了“银饭碗”。他们的主要去向是三个：一是山西省团校（隶属团省委），二是山西省会计函授学校（隶属省财政厅），三是创办《童话大王》杂志。我看这部分人可分为两大类：
█ 作者（右一）与刊授大学同事合影
一是本人比较善于处理与上下左右的关系，尤其是与上级的关系，而不只是埋头工作。
二是家庭给力。或者父母与领导熟识，早已打好了招呼，吃了定心丸；或者父母的社会地位比较高，领导重视，被其纳入了视线范围。
我几乎是恰恰相反，虽然做了很多工作，被公认为“能干”，而且被评为“建校模范”（一共十几个），但不属于领导喜欢的。如果有一个在领导面前有点儿分量的人，能为我说几句公道话，我应该会被留下，命运发生转折，少经历后面那么多的曲折坎坷。
█ 作者与刊授大学同事合影
机会之窗曾经打开了一下，但马上就被关上了。那是我在“刊大”工作近两年时，原单位要“清产核资”，要求所有借调出去的人返厂。据知情人事后告诉我，厂里派人将有关通知送到了当时的“刊大”所在地——红楼旅馆，领导接到后，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：这个事先不要告诉张炜。他当时可能闪过一个念头，考虑过是否给我一个承诺，以让我留下，继续为“刊大”效力。在权衡一番后，他还是放弃了，毕竟对这个指标的竞争者很多，综合考量，我的分量还是轻了。
█ 作者（左一）与刊授大学同事合影
就这样，在“刊大”工作约两年后，我第二次重返太原东风汽修厂。这次回去，就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，而是直接下车间当工人。七年前一同进厂的同事中，一直在车间当工人的，此时已变成了“师傅”。让我重新进入已有5年没有实际接触的行当，就只能当下手。当时的一位朋友安熙民对我说：张炜你要想一想，不要再像公共汽车似的，走出去又返回来。是的，两次离开，又两次重返；第一次是考上大学，第二次是被作为“人才”借调；结果“殊途同归”，这里面是不是有某种必然？
当时的落差真的挺大。在“刊大”时，我整天忙于文教工作，并将25岁设置成了一个“大限”，要求自己必须在那之前做成一件“事业”。既然高考已不可能，就要再找到一个“抓手”，其实就是精神支柱。我把目标定到了书法上，如醉如痴地投入其中。选择书法，是因为我的字一直被人们夸赞，其实也只是暗中摸索。
为了在“大限”之前“成才”，我着实下了一番苦功。比如有一次，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，一位名叫程与天的辽宁书法家将在北京举办讲座（那时的“书法家”还很少，不像现在这么多），我还专程跑去听了一天。
因为工作忙，我乘坐的是晚上的火车。那时从太原到北京要十一二个小时，我坐的是硬座，夜里只能打打盹。第二天一早到达北京后，光找讲座的地点就花了3个小时。待费尽周折找到后，讲座已经开始，而我听了没一会儿，就因为实在太困而睡着了，直到那位程先生开始现场演示才醒来。
虽然那次听课效果不好，但我还去王府井工艺美术大楼等处，选购了《说文解字》等有关书籍和文房四宝。这些努力的效果，都体现在了工作上。比如我在《刊授大学》校刊上就连载过一篇论文《怎样练好钢笔字》。这与那时回信都需要手写，字写得好不好更显得重要有关。那个时期，要将文章变成铅字，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还组织过单位里的书法培训等。这些都算是两年钻研的结晶。
█ 1983年9月28日，一位美国学者镜头下正在复苏的太原城
20世纪80年代初的这么一个“文才”，一夜之间，又重新操起了钳子扳手，再次穿上了沾满油渍的工作服，钻地沟，爬车底，这些我真没有太在意；在意的是，给原来的同事当起了下手，还被人嫌弃工作不熟练，领受指令不准确，这些真让我感到了尴尬，甚至是屈辱。这场突变，使我的心情变得烦乱。有一天吃午饭时，由于心不在焉，我一口咬在了叉子上（那把叉子是在唐山上大学时买的），嘴也被咬破了。刚入厂时就认识的付师傅看到后劝我：“张炜你不要这么急嘛！”
在“刊大”时，曾有一位西安的学员，姓商，其父是陕西著名的书法家（我记得笔名叫云泽），写得一手很好的篆书。这位学员来太原参加学校组织的“学代会”时，带来一幅其父为我书写的篆书，内容大意是：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达到了令人羡慕的重要位置。他们真的把我当成王中青副省长的秘书了，其实我只是一个“临时工”而已。这也反映出了当时的落差。（由于那些年颠沛流离，那幅字后来在家里丢失了，也有可能是被母亲扔了）
我当时想不明白，经历、阅历都不够，再加上年轻气盛，有时盲目自信。现在看，像我这种没有家庭背景，孤立无援，又十分单纯的人，更适合在相对简单的“象牙塔”里生存。正如一位同学早就说过的：张炜这种人，在社会上是吃亏的。我曾听一位老干部说：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他是指中共的领导问题。我现在觉得，这话也可以用在工作方面。假如你是一个借调的/聘用的/临时工……不论你做得多么好，都难以经受住风雨的冲刷。
做得越好，落差越大。“刊大”的经历仅仅是一个序幕，后来还有一系列跌宕起伏的“剧情”跟着上演。可惜这个感悟来得晚了。
虽然“人之道，损不足而补有余”，但是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”。回顾几十年的人生，虽历经磨难，但我仍然认为“上帝是公平的”。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社会大动荡来临之前，“上帝”给过我一次“逃生”的机会，让我幸运地登上了那趟“逃生的列车”——大学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我没有把握好，没有坐稳，又执意跳了下来，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复杂残酷的竞争之中。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必然。
由于人员素质无法适应蜂拥而至的求知者的要求，再加上正规的电视大学等对生源的吸引，“刊授大学”于几年后停办，终不免偃旗息鼓的宿命。
从1982年至1986年的5个大年三十，我都会在工厂食堂的取饭窗口，听到不同的大师傅（山西人对厨师的称呼）对我说的相同的话：“今天晚上可是没饭了啊！”因为我是为数极少的，直到年三十还在食堂就餐的人。有一首古诗，我一直记忆深刻，因为用来形容逢年过节时的我，特别贴切：
无花无酒过清明，兴味萧然似野僧。昨日邻家乞新火，晓窗分与读书灯。
能够想象得出，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初年，作者王禹偁曾经的窘迫状态，因为我在10个世纪后也经历过。
……
我决定——去寻找父亲。我需要亲情，男孩更需要父爱。我先天不足的东西，幻想着能从父亲那里得到。
父亲早已是“摘帽右派”。但“摘帽右派”本身就是一个标签，与没有“摘帽”并无本质区别。复查改正错划右派一事,是从1978年6月开始的。在中央一级成立了由中组部、中宣部、统战部、公安部和民政部组成的“复查改正右派工作办公室”，地方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，至1980年年底，共对错划成“右派”的55万多人进行了复查改正。这批人被恢复名誉,重新安排了工作和生活。
█ 1958年5月26日，作者与父母及姐姐在太原十二中宿舍拍摄了一张合影，五天之后，作者的父亲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当时作者还不到1岁。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着：同年同月31日被“错划”，宣布“开除公职，自谋生活”。
█ 作者父亲的行医许可证，太原市卫生局1963年1月颁发
大约是在1979年的一天，我在院子里打水时，一位善良的长辈告诉我：你父亲已经回到七中工作了。这个消息，在我的心中没有掀起一点儿波澜——我对他早已淡忘。但是在1982年春节前，我对父爱的渴望重新萌发，而且感到难以遏制。我带着事先写好的一封信，去了太原七中。在学校门房，我问一位看门的大爷：“请问，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位名叫黄杰熙的老师？”他回答：“有啊！”我拿出那封信交给他，说：“请将这封信转交给他，我是他儿子。”那位大爷看了看信封上“黄杰熙父亲收”几个字，脸上露出了疑惑的表情，好像是在问：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儿子，跑到单位的门房来给自己的父亲送信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我再次去太原七中打听结果，记得是在1982年的正月初六。刚走进校门，那位高个子大爷就认出了我，并在我开口之前就急切地说：“你爸爸叫你快点儿去！说是在家等着你呢！”然后告诉了我具体住址。我道谢后，转身走出了校门所在的杏花巷，重新沿着上马街往东，约100米后就找到了七中宿舍。进了宿舍院我又问了一个人，那人指着一间独立的小屋说：“就在那儿。”
这间小屋简陋得像一间茅屋，但最为鲜明的特征，是它盖在了一棵硕大的国槐旁。那棵树一个人无法合抱，树干黑黝黝的，虽然天寒地冻，仍能看出它亭亭如伞盖的气势（这棵树后来被确定为太原市的古树名木，至今还保留着）。房门也很简陋，我敲了敲门上的玻璃，里面传来浓重的四川口音：“请进！”这个口音虽然几近15年没有听过，但我仍然觉得十分熟悉，因为曾经伴随过我的童年。
我推门进入房间，感到房间里光线昏暗，看到父亲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，开着台灯，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书。15年没见，他明显老了，头发花白，脸型也不紧凑了。我叫了一声：“爸！”他抬起头来，摘下老花镜，望着我问：“你是黄玮？”我答：“是的。”他又说：“要是在外面，我可是根本认不出你喽！”此时，我看到他的眼泪已经溢出了眼眶。但是我从始至终没有流泪，因为我已经为他们流尽了眼泪，从八九岁去找母亲，到25岁又来找父亲，这种亲情太“奢侈”，已经让我感觉不到它是生活的“必需品”了。之后他又询问了我的工作、工资、生活等等，对我从大学退学一事深感惋惜，看来他多次打听过我的情况。他还告诉我：“早知道你来找我，我根本就不结这个婚！”原来他在不久前刚刚再婚，对方是本校的一名女教师，带着两个儿子，长子只比我略小一点儿，次子正上初中。难怪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，就放着两张单人床。
█ 年青时身穿马褂的作者父亲
█ 年青时身穿西装的作者父亲。以上两张照片，可能拍摄于民国时期，当时作者父亲在四川省内江担任中学教师。
█ 佩戴军功章留影的作者父亲
█ 身穿便装的作者父亲
█ 身穿中山装的作者父亲
█ 1970年的照片上，经历二十余年的岁月洗礼，作者父亲已不再是那个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小鲜肉，这一年，作者父亲46岁
█ 中年时期的作者父亲
父亲的精神状态仍然很好，嗓门洪亮，底气很足。写到这里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他当时的年龄与我今年相同，也是58岁。他比我年长33岁，也就是这件事已过去了33年。快到中午时，他执意领我去饭店吃饭（好像临走时还在桌子上留了个纸条）。一路上，只要遇到一个认识的人，他就急着向人家介绍：“这是我儿子！”记不清一共介绍了多少回，才来到一家饭店。进去后还在介绍，看来他与饭店的工作人员也熟。点上了过油肉大米饭等，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，跟着他下馆子的情景重现了。
饭后回到他的住处不久，那位女老师也来了。她中等个儿，比较胖，显然之前已知道我来找父亲这件事。看得出，她见了我有别扭、疑虑的神色。有这样一个细节：父亲有两个煤油炉，知道我住集体宿舍后，要给我一个。他让我拿一个大的，但那位女老师主张我拿小的。我对她没有丝毫的排斥心理，原因可能有两点：一是我与父亲的感情早已淡漠，没有独占父爱的心理；二是天性善良，以诚待人，对长辈之间的事不参与，也看不懂。我第二次去时，父亲告诉我：某老师（我已忘记她的姓名）对你的印象挺好的，说“黄玮是个好孩子”。她请你正月十五去她那边吃饭。她和我结婚前，她的大儿子就反对，前一段又对她说：现在又来了一个（指你），看这多麻烦！
正月十五那天，我随父亲去了同在一个院子的她家（我称呼她“阿姨”），其长子在之前就借故离开了。这些，都预示着他们这段婚姻的危机。而我重认父亲一事带来的连锁反应，甚至疾风暴雨，还没有真正开始呢！
12.注定无法亲近的亲情
以往，我一直为自己没有“为情所困”过而感到“自豪”。那是将“情”仅仅理解为爱情了。但现在，我的看法改变了，因为这个“情”也包括亲情和友情。我一直在为这两种情感，尤其是为亲情所深深困扰着。
█ 在四川内江椑木镇与父亲（右）、幺叔（左二）和堂弟合影
1982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与父亲的关系是很好的。我一般一周去看望他一次，给他买东西从没有吝啬过，虽然我的收入微薄。每次我去，他也总要做上好饭好菜款待我。我开始沉浸在久违的、浓浓的父爱中。
有一次离开父亲家，在路过五一广场旁的人民电影院（后改名为“太原影都”）时，看到正在放映联邦德国故事片《父子情深》（太原道注：应为意大利电影）。我被片名所打动，当即买票进去看了一场。虽然那部电影的情节我早已忘记，但反映出我在重新得到父爱后，那种幸福、愉悦的心情。我当时的工作单位“刊授大学”举办过一次征文，我自然选择以《我的父亲》为题投搞一篇。校领导看后也被感动，还向我询问过有关情况。（我不善保管，再加上不稳定的生活，以往的文稿大都遗失）
█ 八十年代初引进的意大利电影《父子情深》，讲述了一个单亲父亲陪伴儿子渡过生命最后时刻的故事，曾令无数国人落泪
父亲对我满意的地方，有些是我根本无意识的。比如他多次对别人夸我：“黄玮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。”看来他曾认为我会向他索要“补偿款”的，但我压根儿就没有这样想过。
……
……
时间一长，父亲的问题也逐渐暴露。一是与他的再婚妻子的冲突渐起，有一次竟然打了人家一拳，导致其两个儿子找上门去，要为其母报仇，后来被邻居劝开。如此关系，岂能长久？最后只得以离婚收场，此时距他们结婚，好像只有两三年时间。
二是小气和冷漠。1964年他离婚时，花250元，在太原市海边街23号院买了一间8平方米的住房。1980年代中期，他竟然以1000元的价格，就卖给了一个邻居，还沾沾自喜，自以为“赚”了。
1982年我找到他后，曾对他说过不要卖掉那座房子，并去看过几次。由于年久失修，当时无法居住，但将来拆建只是时间问题。而他却连一个招呼都不打，就背着我，以那么低的价格卖了，还自以为占了很大的便宜。我都20大几岁了，因为处境艰难和强烈的自尊心，不仅自己不愿谈，就连别人给我介绍对象都尽量避而不见。他竟然连“唯一”的孩子都不愿意帮一把，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住房问题。如果有这样一套住房（起码也算一套“期房”），我也可能会早点儿开始考虑婚姻问题。想想当初顶着那么大的压力找到他，他也只是在几天后抠抠缩缩地从兜里掏出50块钱给我。而我早已艰苦惯了，还一再谢绝。如果他在卖房子之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应该筹钱将其买下。他瞒着我，显然也是为了回避“把房子卖给了儿子”这种有违人之常情的做法。一个正常的父亲应该会这样想：我已经很对不起儿女了，要竭尽所能予以弥补。
那一个片区早已经拆迁。即便是回迁到一套最小的住房，假设以40平方米、每平方米5000元的房价计算，其市值也达到了20万元，是1000元的200倍。前一段，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《越孝顺，越有钱》，是不是也可以写这么一篇，标题为《有慈爱，则有钱》。
三是一件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事情。这件事严重伤害了父子关系，且终生都无法修复如初。我认他后不久，他就开始逐渐地提出要求，我是能满足的尽量满足。但渐渐地，父亲提出了一个让我非常非常为难的要求，也是他最为在意的事情：改姓。当时我已经二十大几岁，改叫“张炜”也已十几年，如何能够改得了？又有多大必要去改？但是父亲对此事十分执拗，非逼着我改回“黄玮”不可。虽然几乎没有可能，但老实善良的我不会哄人，更不愿意去哄他，还真是做了一番实际的努力。
我先是去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，咨询了有关改姓的规定，得到的答复是：你得写出申请，开出单位证明；然后还要有父母双方都同意的书面证明，及他们双方单位的证明；最后再审批。
……
努力失败后，我向父亲做了汇报。对此他十分恼怒，并将怨气发向了我。备受“夹板气”的我，此时已忍无可忍，针对他“我对不起祖先啊”的主要理由，未加思索就反驳：“你对不起祖先，是你对不起，为什么要让我们承担后果和责任？我们只是受害者！”想想为了找他，认他这个父亲，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，克服了多少阻力，到头来反倒落得如此“下场”，短暂的寂静后，他突然发出一声怒吼：“你不是我儿子！”记得在当时，我没有再说一句话，反应可用8个字形容：愤然起身，夺门而去。在走向公交车站的途中，我感觉脸上的肌肉在抽搐，泪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淌。我已顾不上擦拭和路人奇怪的眼光，只觉得百感交集，心乱如麻。想想两年多以前去找他时，他逢人就说“这是我儿子”。现在因为无法再改成他的姓，就改口为“你不是我儿子”。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和刺激啊！
█ 1966年，父子在“滚回老家去”的途中游北京颐和园（当时更名为“人民公园”）
此事虽已过去了30多年，但他的那声怒吼仍在我的耳边回响。我的反应也与当时一样，难以忍住满腔的悲愤和夺眶而出的泪水……
从那以后，我去父亲家的次数明显减少，甚至路过都不愿意进去。他对此也耿耿于怀，直至我结婚后，还在提这个要求，有一次甚至向我要走了他的房门钥匙。我当然决定不再登门了。时间一长，被配偶发现，她又告诉了她的父母。我的岳父母竟然还专程跑了一趟，去做这个亲家的工作，说“叫什么名字只是一个代号，不要太在意”等等。我与他虽然恢复了往来，但伤口已无法平复，关系冷淡多了。他直至去世，也没有向四川老家的亲戚们介绍过我们。他终生都觉得，儿女们没有随他姓黄，让他颜面扫地。
█ 1965，作者父母离婚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，父亲带着子女过节并留影，作者父亲将这张照片长期挂在家里的显要位置
特殊的成长环境，使我对多数人习以为常、不假思索的问题多了一些关注和思考。比如中国特有的“孝文化”现象。
孝敬父母，事老奉亲，回报养育之恩，本是人之常情，且属于伦理范畴以内。但自孔孟始，尤其是汉代帝制社会全面形成后，“孝敬”开始被政治化，并转化为“孝道”，成为统治者维护专制的一个重要手段，即“以孝治天下”。这是中国的封建历史特别长（2000多年），社会长期停滞不前，创新动力严重不足的一个深层原因。可想而知，如果“父为子纲”，每一代都陈陈相因，社会永远都不会前进。
领导多元了，人就会在孝顺面前茫然无措。其中的悖论，我体会颇深。孝顺母亲，意味着对父亲不孝；孝顺父亲，意味着对母亲不孝。解决的办法有没有？有，就是“夫为妻纲”，或“妻为夫纲”（后者在古代社会绝无可能），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。如果做不到，就会“天下大乱”，最后打个你死我活，决个胜负成败，其中一个将另一个赶走了事，就像共产党将国民党赶到一群海岛上一样。
“孝道”也被一些人用来欺世盗名。如腐败的“山西帮”成员中，有的就是当地有名的“大孝子”。为了掩盖贪腐的真面目，其对外多次宣称：母亲不让我拿不义之财。事实上，他们从来就没有听从过“母亲”的劝告，而是手越伸越长，受贿的胃口越来越大。其“孝”何在？